由群众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激情年代》（王洪江著）一书，是以青年摄影家黑明采访拍摄知青为线索，通过他的所见所闻所访所思，以及近百名知青对历历往事冷静而又客观的追溯和回顾，真实地展现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广阔场景，以及一代知青三十年来磨难与奋争的不寻常经历。下文是其中对作家史铁生的采访片断。
他坐上轮椅已经24个年头了，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生活主要来源全靠稿费……
全国出了那么多知青作家，但还没有一个像史铁生那样让黑明格外关注，因为史铁生原来插队的延川县关家庄大队离黑明的父母家只有几十里路，他经常去关家庄采风并在那里拍过不少照片。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清华大学附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他以“三分的虔诚，七分的好奇”，追随上山下乡的潮流，于1969年1月16日来到陕西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他当时感觉犹如大串联似的，觉得那么多年轻人去插队很有意思，不管是哪个村，先去了再说。他那时认为就像是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旅游一样，根本没想着以后回不回北京。
“史老师，你当时插队有什么感受？”黑明问。
“有一种长大成人要离家出走的感觉，”史铁生回答说，“也有点想经历一些事情的感觉，但没有很多的革命理想。”
“那时你家是什么状况？”
“我家共4口人，爸爸、妈妈和我妹妹。我插队时，妹妹在上幼儿园。那年我18岁，她才5岁。我父亲原来是在北京林学院工作，我插队的第二年，举家迁往云南，父母都进入了林区的一个干校。一直到我瘫痪回到北京，父母为了照顾我，随后才迁回了北京。”
“你当时怎么得的病？”
“我插队之后，先是干了一年农活，然后又给队里喂牛。记得有一次我去山里放牛，突然天昏地暗，风沙四起，接着，暴雨夹着冰雹兜头盖脸砸下来，砸得人浑身疼痛难忍。我只好把牛往高处赶，唯恐山洪下来把牛冲走。幸好那天的暴雨时间不长……好不容易回了村，我把牛送进牛棚里，回到窑洞里就病倒了，发高烧，数日不退。同时感到腰疼腿也疼，而且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先是村里赤脚医生来治，接着又到县里治，高烧总算退了，可腰腿疼一点没减轻，导致行走困难。当地治不了，就回到北京治，住进了友谊医院。住了一年多，还是控制不住病情，结果，从我自己能一步一步走进医院，一直到我爸爸用轮椅把我推回了家……”
在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史铁生那位贤慧的爱人过来先给黑明续了一点热茶，再给丈夫那个带吸管的口杯里添进少许的白开水，笑了笑，又到另一个房间不知道忙什么去了。黑明悄声问道：
“嫂子是哪里人？”
“她是上海人，西北大学毕业后调来北京的。”
黑明笑着问：
“你和嫂子是怎么认识的？”
“稀里糊涂认识的。”史铁生幽默地说了一句。他告诉黑明，他们是1989年结的婚，以后两口子相依为命，在超过常人的努力奋斗中度日。
“史老师，你的处女作是在哪发表的？”
“第一次发表小说，是在西北大学办的《希望》，题目是《爱情的命运》。”
“你是怎么想起写小说的？”
“病了之后，没事干，总得干点事，那时就业机会很少，即使自学外语也没机会去做翻译，就读了很多书，开始写东西。”史铁生笑着说，“有人问我，你下海吗？我说，我从来没上过岸呀，从插队就下海了。”
“你曾经在什么单位工作？”
“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过正式单位。我的履历很简单：上学、插队、街道临时工、在家写作。”
好不容易约到了自己喜爱的作家，黑明真想好好深入采访，但一看史铁生身体状况不好，又不忍心打扰他太多。他知道对于这样一个轮椅上的作家，时间像生命一样宝贵，尽管史铁生谈兴盎然，但黑明还是匆忙告辞，随后，又通过别的知青补充了一些素材——
1974年，史铁生为了生计，在北新桥街道工厂找到了一份临时工。在这里上班既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任何劳保，所干的活儿是在仿古家具上画山水和花鸟，有时还画彩蛋，如出满勤每月30元工钱，但他为了看书和尝试写作，每天只干半天，一月下来只能领到15元，这活儿他一干就是7年。1980年落实病残知青的优待政策，他不但每月能得到民政部门的60元生活费，而且还享受上了公费医疗，使他一下子感到了温饱有靠。可是第二年史铁生又患了严重的肾病，多亏公费医疗才使他的手术顺利完成，这次医生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受损的左肾。
由于体力的原因，同年他辞去了街道工厂的临时工作，呆在家中一门心思地写作，很快他创作的小说、散文陆续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我们的角落》还被田壮壮改编成了电视剧搬上了屏幕，在当时的影视圈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83年，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本年度“青年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他的作品《奶奶的星星》又获本年度“作家文学奖”和“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史铁生凭着顽强的毅力和厚实的文学功底，一步一步跨入神圣的文学殿堂。1982年，他加入北京作家协会。1983年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被北京市作家协会聘为合同制作家。
史铁生说：“我坐上轮椅已经24个年头了，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生活主要来源全靠稿费。”说起住房，史铁生高兴地说“我特别感谢北京市作协和中国作协的同志，他们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来嘘寒问暖，尽最大的努力帮我解决各种生活困难。要不是他们帮忙，我一辈子恐怕也住不上这样好的一套房子。”
 |
